乌江素为黔北屏障，江界河渡口则是黔东通往遵义的重要渡口。一九三五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下，直抵乌江南岸。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阻红军进黔北。贵州军阀王家烈急令侯之担负责全部江防工事，委林秀生为中路江防司令，坐镇猪场（珠蔵）。在江界河北岸以重兵布防，凭险扼守。
元月一日，中央军委纵队及一军团抵达江界河南岸，前卫团团长耿飚等化装进行火力侦察，探测水势。即日中央军委制定了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的作战方案。元月二日，红军在老渡口两次抢渡未遂，红军连长毛正华率五战士从老虎洞偷渡成功，次日向青棡坡敌发起攻击，吸引守敌主力，发起三次佯攻。火金山守敌仓惶援应，红军主力用密集炮火猛攻火金山敌，掩护工兵在新渡口迅速架桥，经三十六小时激战浮桥架成。五日晨，红军跨过乌江，向遵义挺进！
红色遗产有助于游客提高认识、深化认识。红色遗产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并且这种认识价值绝不是任何文献资料和用文字写成的历史书所能替代的。
红色遗产对提高游客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红色遗产寄托着丰富的记忆，包括个人、民族和国家的，直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记忆。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史诗，翻开新中国任何一套中小学教材，都能找到与长征有关的诗词或文章，这些纪念和弘扬长征精神的课文，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也种下了中华民族永远的“长征”情结。
举世闻名的长征在贵州境内走了近5个月，行程近万里，最先进入的就是黎平。从1934年12月18日到1935年1月17日，1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在贵州境内接连召开过三次高端会议，就是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从而最终决定了红军和党的生路，使中国革命曙光再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南州长李月成做客人民网，向网友介绍黔南红色旅游时说道：“黔南不仅有一大代表‘邓恩铭故居’，还有猴场会议会址”，“红军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就是在我们瓮安县的江界河” ……。由此引发了笔者寻史访胜，到红色遗产地去旅游，感受红色遗产，真心体验红色遗产，或许是人生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瓮安是红色旅游的经典景区。红军长征途中，曾在瓮安三进三出，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迹遗址，有被周恩来誉为“‘遵义会议’的前夜”、被史学界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奏”的“猴场会议会址”；有毛泽东行居、红军干部团旧址；有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仗—突破乌江战斗遗址；还有数量众多的红军标语和丰富生动的红军故事等等。
初春时节，驱车前往乌江，进入江界河景区远方如黛的青峰一巨大岩石上，杨成武将军遒劲有力的四个红色大字“乌江天险”。
沿崎岖的山路而下，终于在几间棚舍旁看到了“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纪念碑，下车向在棚前择菜的几位妇女打听，一听说是来看强渡乌江战斗遗址，她们热情地围拢过来介绍：这里正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渡口遗址，当年红军主力和毛主席就是从这里抢渡乌江……，电影《突破乌江》描写的就是红军在这里抢渡乌江的经过。
据了解，原来的渡口有许多历史遗迹，有古碑、古栈道、古石刻等，记录了先民征服自然的艰苦历程，自唐代开渡以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江界河渡口河面宽阔，水深流急，两岸青山横亘，被称为“乌江天堑”。
然而，如今放眼望去，宽阔的江面一平如镜，倒影着两岸的高山，完全没有当年“只闻乌江流水鸣溅溅”壮观景象，也难寻渡口踪影。正当笔者纳闷时，一名中年男子从江边回来，他告诉笔者当年的江界河渡口就在这水下，由于正在建设构皮滩水电站，江界河段筑坝蓄水把原来的渡口淹没。目前还在蓄水，整个景区还没开发。
原来他是这里的村民，叫田景翔，当得知笔者来自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而会长耿莹是耿飚之女时，田景翔难掩喜悦，忙领着笔者来到纪念碑前，指着上面的碑文介绍说：“耿飚在我们这儿无人不知呀，当年突破乌江就是耿飚团长亲自率领‘开路先锋’撕破国民党天险防线，架桥保护毛主席过江的……”
田景翔告诉笔者，江界河战斗遗址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贵州省政府1982年立的，以前就在渡口边，水电站蓄水移民时他和同村村民移上来的。大家看纪念碑磨损得很严重，字迹都模糊了，就自发筹集资金修饰如新。
他生动的讲述将笔者带回了70多年前那段硝烟弥漫的战斗场景……
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
强渡乌江前，李德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
这不仅仅只是危言耸听。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它发源于乌蒙山东麓，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急速奔流向嘉陵江，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高达数丈，江面足有100米宽，白浪翻腾，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自古当地即有俗语：“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而当时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紧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已经距离乌江只有几十公里，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重兵到达之前渡过乌江。一旦渡江不成或迟缓，便会陷入背水作战。
为了确保红军顺利抵达遵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急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强渡乌江。由耿飚和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是渡江的主攻力量，突破地点正是江界河。
1935年1月1日，红四团耿飚团长、杨成武政委率军强渡，由于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强渡未成，遂决定于当天夜间就在老虎洞偷渡。入夜，红四团连长毛正华带领战士，以三只竹筏偷渡，然而两只竹筏未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水流冲得顺江而下，毛连长率领的第一支竹筏却没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对岸也没有任何动静。
拂晓，刘伯承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也到达了江界河渡口。红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强渡。就在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毛正华等5人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靠岸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发动攻战。
在毛正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上了岸的突击队员开始冲锋。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刘伯承将军亲自在乌江江界河渡口指挥炮击敌军，清除了红军前进的障碍。
而就在两军拼杀时，一座由一个个竹排连接而成的浮桥也在争分夺秒向对岸伸展……
“敌人的江防被我们撕开口子后，附近沿江防线的兵力急剧向这边集结，炮弹直往江心里落，不断有人中弹落水。江面上无遮无掩，战士们只有一边用力固定竹排，一边愤怒地喊着‘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来发泄仇恨。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节选自《耿飚回忆录？强渡乌江》）
正是这座浮桥使“天堑变通途”。“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节选自《耿飚回忆录？强渡乌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和红军战士踏上浮桥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光明。
红军渡江以后斩断浮桥，据守乌江天险迟滞追兵，北上占领了遵义，使红军从“湘江战役”以来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为改变红军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专家认为：在红色遗产旅游中，解说是旅游体验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说是保证游客旅游体验质量的关键，成功的解说是有效管理和保护红色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的关键。而社区参与（村民）是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田景翔原来所在的村就叫江界河村，因这里犹姓偏多，又叫犹家坝。当年红军抵达江界河渡口前，为阻止红军渡江，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人把岸上的船只都烧毁、炸沉，并四处散布的谣言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村民们不知真相都躲到山上去了。
红军来到江界河后就露宿村边，也不进老百姓家，村民不时下山看看，发现红军没有动老百姓的财产，就慢慢和红军接触。红军把当地的一大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都分给老百姓。当红军强渡乌江时，老百姓卸门板、砍竹子，把家里能浮在水上的东西都拿来给红军渡江。
犹泽红老人是田景翔爱人的三伯，当年曾帮红军摆渡，老人活到86岁，平日喜欢给人们讲红军强渡乌江的故事。据老人回忆，强渡乌江时国民党的火力很猛，有些红军战士没到对岸就葬身乌江，受伤的红军就转移到后方老百姓家，但当时医疗条件太差，转移到村里的伤员也没能幸存。老人记得其中有一个红军桥梁专家，叫石辰阶（音），湖南人。江界河村民把这些牺牲的烈士都埋在了江河界河岸。据田景翔说，当时埋在这儿的有13位红军，都立有墓碑。可惜构皮滩水电站蓄水时田景翔和村民只迁回几块石碑，红军坟和江界河渡口一齐淹没于乌江水底。至今，提起此事他们都悔恨当初没有把红军坟安移上来，“我们对不起这些烈士”。
田景翔和留下的60多户移民不愿意离开，这里不仅曾是他们的家园，更主要的是难舍的红军情结。留下的移民没有土地就以打渔为生，游客多时就卖点饮料和小吃，就这样坚守着向游客讲述红军强渡乌江的传奇。“我们是喝着乌江水，听着红军故事成长的” ，自2003年田景翔就一直在江界河渡口开渡船，并免费给游客讲解。他说，我们这代人都很熟悉，也很怀念这段历史，长大后知道耿彪、杨成武等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大家都非常骄傲，因为他们是江界河的英雄，正是他们才有我们的今天。
田景翔说：“现在渡口遗址和红军坟都淹没了，我们知道这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遗址，可是外面来的人看不到这些东西，想象不到当时的情景，他们来一趟又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就能够带大家看看，给大家讲讲。每年都会有北京、广东、浙江及瓮安周边的游客开着车过来”。
2006年田景翔接待了一群特殊的“游客”，“那时候河中央有一个沙滩，我载着他们过去，其中有位老人家问我，刘伯承怎么指挥用炮打崖口，回到岸上，她告诉我说她是刘伯承的女儿，还给了我个纪念章，那个纪念章是“我们的长征”。
“也是这年我还用船载过毛主席的孙子渡江……”
“当时他们来我是免费的，我为什么这样？我们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革命老前辈，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那么就没有今天，没有革命老前辈的流血，就没有现在”。
为了讲好这段历史，田景翔很用心：“以前听老人讲突破乌江是在这里，当时有三个渡江口，江界河是最主要的。但每个人看到的景点不一样，讲起来就是太乱，介绍的也不一样。后来我就自买书看，还把贵州省、瓮安的党史资料收集起来，又和我们当地老百姓讲的结合起来，综合起来介绍”。
田景翔不仅对江界河战役了解得透彻，而且对整个长征史也有研究，说起长征中的历次会议与战役如数家珍，想不到一个村民对红军有如此深厚的情结，他说“像你今天过来，如果你一问起我，我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么我就枉（然）在这个地方了”。他这种传承红色遗产的责任感不由让人肃然起敬，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做这件事的意义，也许这就是他们的“长征”……
就在准备离开时，一辆粤A牌照的轿车缓缓向江界河渡口驶来……